雪樵

　　历史早已掀开了好多页，到了我们心平气和地研讨解放前后这段历史的时候了。以下我的所思所想，网友们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请莫放污言秽语！

　　前些天认真研读冯雪梅谈情说爱好书《新情感笔记》，觉得挺有意思，并且向一些朋友大力推荐。在恋爱、婚姻、家庭题材的图书（不含小说）撒满世界的今天，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别致新鲜。 
　　雪梅肯定好好读过那些外国作家的传记，因为书的后面收入了一些写这些作家的感情生活的文章，从中不难看出，那些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的男女作家，要么个人感情生活苍白贫乏，要么感情多变见异思迁，要么因种种原因一塌糊涂，远不如他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主人翁那么丰富多彩、令人艳羡。

　　作家的爱情婚姻乏善可陈，我们周围的男男女女的风流韵事又何可称道？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再伟大的人物，其个人感情生活也可能让人很不堪。

　　当然，我们当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或许是个例外。抛开那些道听途说的花花草草不论，仅就官方认可的几任妻子，就足以让作为一个男人的毛泽东死而无憾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几任妻子各有千秋。都说是“女人是男人的人生老师”，那么伟大之若毛主席，其人生也会从几任妻子身上受益匪浅，不全是女方单方面享受他的雨露阳光。

　　毛在韶山老家本有发妻，但他后来对斯诺说是他父亲替他找的，自己本不乐意，后来毛在外求学、奔走革命，少有回家，因此原配除了名分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要说毛的初恋情人，恐怕还得算是长沙周南女子师范的美女陶斯咏。对这段青春年少时候的故事，终于由去年红火的主旋律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给解密了。

　　　　　

　　青年毛泽东与电视剧里的陶斯咏

　　

　　陶斯咏，名毅，字斯咏，比毛小3岁，同为湘潭同乡（家迁长沙），为“周南三杰”之一（另两人是向警予、蔡畅），新民学会骨干，长沙学界活跃人物。据说，毛与陶有一段荡气回肠的热恋，好像电视剧里隐隐约约有所反映。但我依稀记得看到过文字材料说陶此前有过短暂婚史（夫早亡故），可如今网上查到的材料却说陶一生未婚。

　　毛陶之恋受到陶之富裕家庭的干扰，致使两人不得不分手，但旧情难断。1921年毛参加在上海（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之后，曾游览杭州、南京，其时已经留周南女校任教的陶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两人约会于石头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人认为毛写于1922年的词《贺新郎.别友》就是写给陶的，不过也有人说是因为杨开慧为毛陶旧情复燃而吃醋大闹一场，让毛苦恼矛盾之余所填写。

　　陶比较崇尚“教育救国”，与主张革命救国的毛思想上渐行渐远。陶后来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办女学，著名女作家丁玲曾是她的弟子（延安时期的毛，比较喜欢丁玲，并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赠诗，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从网上搜罗到这样三幅陶斯咏的照片，不知真假。若是真的，这让我又有个发现，陶的面相极像章含之（曾当晚年毛之英语老师）－－由此可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上两图据说是陶斯咏的照片，存疑（是否章含之？）

　　

　　下面是章含之的照片。大家可以对照着看－－

　　　

　　章含之与晚年乔冠华合影 　　　　　　　章含之抱着小时候的女儿洪晃

　　 一扯就远，还是书归正传，赶快说说毛的几任妻子吧。

　　出生于大学教授家庭的杨开慧似乎是个小资情调很严重的女学生。在毛的革命热情影响下，也许时不时会对革命产生激情，但终归摆脱不了小资情调。特别是在接连生了孩子之后，心思逐渐从革命转向孩子和家庭，与还在外边热衷于革命、全然不顾家庭和孩子的毛免不了会产生矛盾争吵。

　　耽于家庭小天地的杨开慧，当然不是胸怀革命理想的毛所能容忍得了的。在男女感情生活方面曾经沧海的毛，估计到后来对杨越来越厌烦（毛杨结婚是在杨父、也是毛的老师杨昌济去世之后）。不过，杨的小资情调，也蛮令具有诗人气质的毛享受的。但是两人毕竟道不同，并且年龄相差悬殊（8岁），加上其时还有志同道合的陶斯咏的吸引、藕断思连，毛杨之婚恋悲剧也就注定了。至于解放后那首著名的词“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是此一时彼一时对往昔的超脱回忆。多年来相关文字都把杨开慧塑造成坚定的革命者形象，不知道与历史上那个教授家庭出身、小资情调很严重的人重影有多大。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贺子珍也在参与领导永新暴动。当1927年10月由袁文才介绍二人认识时，贺已经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是闻名遐迩的女英雄了。贺被称作“永新一枝花”，足见其青春漂亮；贺还被称为“神枪手”、“双枪女将”，足见其革命性无比坚强。

　　尽管贺子珍也读过书，但毕竟是在武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一介武女”，与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显然不是一类人。毛虽然同是革命者，但始终脱不了一介书生的本色；贺虽然也有墨水，但其兴趣可能更倾向于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所以，尽管毛贺两人在革命上志同道合，但时间长了也照样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和谐。

　　在江西，在长征途中，在延安，这些年来贺的肚子一直没空着，加上身上的弹片带来的伤痛，贺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安定了的延安环境中，本想重新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但种种原因使之根本就不可能，比如毛拗不过她，让她上了几天抗大，但身体条件不行（怀孕+伤痛？），还是中断了。组织上已经给了她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照顾好毛的生活起居，而她却想挣脱这种束缚，参加家庭之外的革命斗争，那怎么可能呢？而这正是贺子珍的心灵痛苦之所在。

　　贺的革命经历使她对当时延安的歌舞升平、对大量女学生投奔而来引起的延安风气变化也看不惯。她对当时流行的交际舞就特别反感，这也是一大帮从长征过来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妻子们的共同心声。据说，陪同史沫特莱来延安采访的漂亮的女翻译吴莉莉，包括史沫特莱本人，就是贺子珍吃醋的对象，贺还差点动枪。当然，为此与毛吵闹就是家常便饭了。

　　贺一气之下出走延安，任毛和其他人怎样劝也不回，说是要去苏联治病，为了将来能好好工作（一个革命资格颇强的人，让她整天围着男人和锅台转，天长日久谁受得了），其实也有眼不见为净的原因。只可惜这一去就难以复返了，因为很快有了新人鸠占鹊巢。

　　客观地说，毛与贺在江西那种闭塞、动荡的革命战争环境中结成的婚恋家庭，确实经受不起已经相对安稳的延安的开放之风的冲击。大家想想，毛贺刚结合时候就因为贺特别厌烦《红楼梦》而产生分歧，说是道不同不相谋恐怕也不算夸张。可问题是，两人已经结为夫妻，再怎么着也得维持家庭平衡。可贺为生孩子、为家务所累而不得一抒革命豪情，已经让她忍耐到了极点，毕竟贺是个革命者。

　　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贺出走苏联治病而得以实现，后来的结局出乎贺的意料，否则她不会这样固执、义无反顾地出走。这是后话，不多说也罢。

　　总之，贺子珍在毛的感情生涯中，只是一个硬朗的女性革命者的符号，而毛本人始终少不了那么一些小资情调（而不受困于小资情调）和诗人的浪漫气质，而这些却是贺所无法适应的。当然，问题的关键也许还在于贺老想“恢复”其作为一个强悍的职业革命者的形象，而不甘心长年累月伺候人吃饭穿衣和生儿育女。
　　

　　年轻时的贺子珍　　　　　　晚年隐居上海的贺子珍

　
　　　　贺子珍与毛泽东　　　　　　　　　　　　江青与毛泽东

　　上面两张照片很有意思。前一张无形中表明：贺子珍的革命资格，足以让她与毛平起平坐，加上天天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使她对毛伟人难以仰视。而后一张中的江青，是多么乖巧，那么爱学习，在仰慕崇拜毛的同时，就不能不让毛有一种无比惬意、琴瑟和谐之感了。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经过艰苦长征的洗礼，其革命才能已经为党内所基本接受，尤其遵义会议之后，其地位日益稳固，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中年男人，面对贺子珍这样的老资格的平视和青春妩媚善解风情的崇拜者江青，毛的感情天平的倾倒方向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是江青第三者插足所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贺是1937年10月离开延安，而江虽然是同年8月到达延安，可一直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针对所有从敌占区来的人），直到10月中旬其入党介绍人黄敬来延安证明其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才得以11月进入中共中央学校学习。此前江不可能单独接触毛。（参见《贺子珍离开毛泽东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所以说，不应该把不相干的脏水都泼到江青身上。

　　



　　江青原名李云鹤，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受男朋友（俞启威，今之俞正声之父；党内又名黄敬，在北大读书时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后任天津<非直辖市>市长）影响走上革命道路，靠个人奋斗和男朋友姐姐姐夫帮忙，打进上海滩成为一代名伶蓝苹。江青倒台后，很多人总是以不屑的口气骂她是“三流影星”，我觉得那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江青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素养还是不容抹杀的。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文艺圈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不能以常人的眼光而论。即便与同时期的其他女星相比，江青的风流韵事也说不上多么过分，毕竟处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里嘛。

　　虽然江青也是个曾经沧海的女子，也曾经把唐纳这个才子情种折磨得够呛，然而却仍然难逃男女感情征逐中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无论多少异性追求而不可即的男女，无论怎样“万人迷”的人，总免不了会主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也总能遇到自己的感情“克星”。

　　江青对毛泽东，或许不完全是贪慕其权力，更有可能是一种由衷崇拜，由此生发而出的感情，可以说有其稳定性和长期性。从1938年11月到文革前夕江青走上政治舞台，将近30年时间江一直在毛的影子里生活，担当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忍耐并甘愿受传说中党内禁止她从政的规定，如果不是出于对毛的仰慕崇拜，哪能维持这么长时间而平安无事。从不少照片中也能看得出来，毛与江青的生活还是琴瑟和鸣的。







　　江青在上海滩见过大世面，什么样的男人都遇到过，因此她懂得迎合毛，崇拜毛，像个爱学习的小学生，人又聪明漂亮，不像杨开慧那样过于小资情调，沉湎于个人和家庭孩子而不顾其他，也不像贺子珍那样以家庭和婚姻生活为苦而想极力挣脱投身革命工作，所以说江青是毛泽东当时最合适的生活伴侣（“最合适”这个词有点武断，毕竟还有其他可能，但因为相对于此前的杨、贺而言，又不能不用这个字眼），文革中又成为为其冲锋陷阵的政治盟友，就不是妄言胡说了。







　　在毛与江的关系上，比较正规的说法是毛与江不在一条线上，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十恶不赦，而毛常常斥责江。我觉得这种说法纯属自欺欺人，也是经不起历史验证的。

　　毛与江是多年的夫妻，以毛的性格，若是觉得江不可容忍，怎么可能与其维持夫妻关系？当然，分居另当别论，反正不是与江不共戴天的原因。

　　经过毛主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洗礼”，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明显的政策失误，党内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而毛推卸不掉，所以就引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周恩来（政府角色）出面收拾这个差不多折腾烂了的摊子。

　　可毛毕竟是沉醉于权力场中人，回想一下革命历史，其权力和威望多么来之不易，慢慢地党内高层干部中变得不买他的帐了，这口气怎么让他能够咽得下去。于是，雄才大略的毛劝出其一直比较欣赏的、已经处于半退隐养病状态的林彪，再就是放出身边潜在的政治狂人江青，为其左膀右臂，冲锋陷阵全力拼杀以收复政治失地，于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华大地。所以说，江出山后担当的是毛的政治马前卒的角色，而非毛的对立面，这一点，现在的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尽管仍然有那么多别有用心的人不愿意让社会大众明了，给故意捂着甚至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除了非议江青为当年上海滩的“三流影星”、说她是叛徒之外，很多人至今还把江所主导的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说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同样是不公道的。

　　解放后京剧仍然沉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全是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旧戏，尽管其有道德教化的作用不容否定，可远离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生活，远离刚刚过去的革命斗争，与当时社会上大的氛围格格不入，因此向传统京剧里注入现实的因素，就不能说没有必要。

　　







　　　事实上，江青对京剧的改造，往各剧种中引入现实关怀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文革戏剧，觉得其中充斥着阶级斗争就全盘否定，毕竟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概莫能外。

　　










　　江青的问题，是除了样板戏，不容许百花齐放（这也不全是她的责任）。至于样板戏的成就，也不能视而不见。京剧我不大懂，但总感到样板戏也许并不像一些人说得那样不堪，毕竟集中的都是当时的精英。至今我经常向人说起《杜鹃山》的唱词、念白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是多么优美，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这种感觉？







　　文革结束后，人们为了批倒批臭“四人帮”，为了表达对江青的厌恶，就把样板戏说得一无是处、如同文艺垃圾。这不能说是冷静客观的看法。如果说江青不懂文艺、不懂戏剧，我倒要问，党内高级干部中还有谁更懂文艺和戏剧？江青不是内行的话，那么还有谁比她内行？

　　所以说，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太柔弱了些，完全听凭人嘴的一张一合，任人胡说八道。过往不远的历史尚且如此，那么更为久远的呢？　

　　

　　言归正传，还是接着评说一下毛的几任妻子吧。

　　总而言之，撇开坊间的诸多传说，仅就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再加上未曾结连理之好的初恋情人陶斯咏）而言，作为一个男人，毛得到了这几位各有千秋、特点不同的女人，也是人生福分！

　　陶斯咏是美才女，又出身于富裕家庭，自有才女的主见与倔强性格，这是一种风格。

　　杨开慧出身大学教授之家，自小书香熏染，心思细密，多愁善感，沉湎于个人生活与内心情感，是小资情调的代表。

　　贺子珍是风风火火的武将，是坚强的革命者的风格。

　　江青受过十里洋场的洗礼，但自小吃苦，解放战争中跟随毛南征北战，再苦再累也不觉得。人漂亮、聪明、爱学习、有才华，把前面几位的长处集于一身（不见得全面）而又无相应的短处，也就难怪毛会选择她作为时间最长的伴侣了。直到毛死江青受到审判、身陷囹圄，其对毛的热爱和怀念始终未变。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一下江的同道“四人帮”中的其他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受毛利用，掀起文革的滔天巨浪，把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罪大恶极。不过，像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后来倒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都是书生，理论水平确实了得，只不过他们的思想不对头，所以才给中国带来祸患。不过，这些人倒是挺有信念的，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坚持的东西，而非投机钻营没有主见。